牡丹江是充滿傳奇魅力的土地，又是一塊有著優良革命傳統的土地。俄國十月革命訊息傳入后，紅色的種子就在這塊土壤里開始生根發芽。

早在20世紀初，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就在綏芬河等地建立秘密交通站，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活動，在牡丹江鐵路工人中已產生了影響。1918年至1920年，中東鐵路四次全線罷工，綏芬河、穆棱、橫道河子、牡丹江等地鐵路工人踴躍參加，客觀上使他們成為最早知曉俄國革命的中國工人中的一部分。盡管他們的行動或許還處于不自覺階段，但“在蘇聯人民反對干涉者和白軍的斗爭史上，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前蘇聯《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檔案》中的這段記述，是對包括中國工人在內的中東鐵路工人的極高評價。

中東鐵路，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通道之一。它穿越東北經牡丹江腹地，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秘密出席共產國際會議或參加共產國際重要工作，曾多次經由此地。共產國際派往中國幫助建黨作協調工作的楊明齋，以及《俄國共產黨黨綱》的漢譯者張西曼，都在綏芬河生活或工作過。
    中共早期對中東鐵路工人運動考察，最東曾到達綏芬河。1925年以后，東寧、綏芬河、穆棱、磨刀石、牡丹江、乜河和橫道河子等地紛紛組建了中共支部。
    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寧安黨組織曾在乜河南溝等地組織農民武裝。1930年7月，中共寧安臨時縣委在花臉溝建立了寧安蘇維埃臨時政府，組建了工農紅軍。
    “九一八”事變后，牡丹江所在的吉東地區，東北軍愛國官兵、西山八大隊、紅槍會等自發的抗日武裝迅速興起，其中以國民救國軍和國民自衛軍最有影響。
    中共牡丹江地方黨組織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和中共滿洲省委的號召，武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1931年11月，中共寧安縣委在乜河反日會員中，選拔30多名青年會員，組建了徒手義勇軍。1931年12月，中共黨員李延青在橫道河子和葦河等地組織了近百人的鐵路工人游擊隊，是牡丹江地區最早并具有一定規模的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地方黨組織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和發展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并派黨員深入義勇軍和山林隊開展工作。1933年，在中共寧安中心縣委和吉東局的指示下，李延祿和周保中把自己在救國軍中發展起來的進步力量分離出來，先后取消救國軍番號，組建了“東北抗日救國游擊軍”和“綏寧反日同盟軍”，這兩支部隊都在1000人以上，成為當時牡丹江地區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并建立了綏寧抗日根據地。

東北黨組織與中央失去聯系后，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和滿洲省委同意，在牡丹江先后建立了中共吉東局和中共吉東特委，積極領導以牡丹江為中心廣大吉東地區的抗日斗爭。滿洲省委撤銷后，中共吉東特委作為東北地區黨的領導機關，認真貫徹《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和《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組織推動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改編。牡丹江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五軍的誕生地和東北最重要的抗日游擊區，在這里，抗日聯軍取得了大盤道伏擊、襲擊刁翎和攻打依蘭城等無數輝煌戰績。

吉東特委被破壞后，成立了中共吉東省委，一些地方黨組織成員都進入抗聯部隊，省委隨抗聯部隊一起征戰。面對殘酷的斗爭，抗日聯軍始終沒有放棄“逐日寇，復東北”的民族重任。中共吉東省委和抗聯二路軍總部制訂和完成了西征計劃，并從林口等地沖出重圍。

在蘇聯整訓期間，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東北抗日聯軍領導人，堅定不移地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成立了東北黨委會，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抗聯教導旅的獨立領導，組織小部隊回國作戰。

1945年8月8日，蘇聯決定對日作戰。8月9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通訊社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聲明。

在解放了牡丹江的戰斗中，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聯紅軍英勇作戰。8月30日結束的東寧要塞之戰，使牡丹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戰場。

十四年抗戰，以八女為代表的牡丹江兒女與英雄的東北抗日聯軍，用熱血和生命鑄就了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培育了面對強敵堅貞不屈英勇無畏的抗聯精神。（陳學良）

來源：牡丹江市委組織部、牡丹江市檔案館（市委史志研究室）